引言

随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疫情后产能释放以及竞争加剧等因素，2022年韩国贸易收支出现472亿美元的逆差，创历史新高1。贸易形式恶化和受其影响的工业领域方面的萎靡、银行业的萎缩引起了广泛关注。被视为“全球贸易晴雨表”的韩国2，由于其特殊的国际贸易地位，其经济形势的波动对全球经济有着重要的指示作用和导向作用。当前韩国面临着产业升级的挑战和机遇，以期摆脱逆差困境。而中国当前正致力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迫切需要深化产业升级，以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文章通过对比分析韩国和中国的发展经验，不仅对中国产业升级有积极的借鉴作用，也对如何在未来应对贸易逆差、贫富分化、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文通过分析韩国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变化，以说明其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情况，进而运用比较优势、产业生命周期等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今后优化我国贸易结构提供参考依据。

韩国贸易结构和国际贸易政策概述

贸易结构的动态演变

贸易结构是一国经济结构的重要方面。贸易结构优化可能对于一国贸易发展和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作用，有助于推动贸易增长模式乃至一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贸易结构是反映贸易模式(Trade Pattern)的重要指标，即一国从何处进口或对何处出口何种商品的问题。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对贸易模式的讨论主要以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论为基础，认为不同国家贸易模式的不同，主要源于其要素禀赋和生产技术的差异。但这些分析均建立在一国要素禀赋不变的静态分析基础上。在新贸易理论的指导下，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贸易模式的研究侧重于“产业内贸易”、“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等方面，认为一国的专业化分工和贸易模式形成具有历史偶然性。事实上，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在国家间流动规模加大，再加上各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差异和生产要素积累速度差异，导致各国比较优势发生动态变化。因此，一国的贸易结构演变是一个动态过程。

韩国过去的对外贸易政策和结构

韩国的贸易结构演变过程较为复杂，在不同时期应用了不同的贸易政策，过去韩国共经历了四个阶段：

1. 1963年以前，TSC（贸易特化系数）呈现初级产品>一般产品>机械类产品，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当时韩国三大类产品都为净进口，但已确立了进口替代战略，初步形成一些工业基础。
2. 1964–1972年，韩国上升为“未成熟的新兴工业国家”，TSC表现为一般产品>初级产品 >机械 类产品，其中化工产品、制造品和杂项制品等一般产 品的TSC由负变正。20世纪 60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凸显，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始进行 国内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为韩国等亚洲国家引进外资 发展本地工业、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开辟国际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此时日本重点发展钢 铁、电力等资本密集产业，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地区。韩国适时地将经济发展战略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使得制造业基础得到加强，经济开始起飞，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3. 1973–1993年，韩国的机械类产品的TSC超越了初级产品，但一般产品的贸易优势仍高于机械类产品，步入“成熟的新兴工业国家”。当时的日本已进入先进工业国家，开始重点发展高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并将资本密集产业向包括韩国在内的亚 洲四小龙转移。韩国在引进外资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机械类产品，在20世纪80年代初实现机械类产品由净进口转为净出口.
4. 1994年，韩国进入“先进工业国家”的行列，这比日本晚了27年。其机械类产品的TSC继续增长， 接近但始终未超过0.5，而一般产品的TSC呈下降趋势，这与日本进入先进工业国家后的TSC变化特征一致，但韩国机械类产品的TSC明显小于日本。
   总结而言，21世纪前韩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从进口替代战略到出口导向战略，逐步发展工业化，持续进行产业升级，不断加强制造业基础，实现资本密集产业向技术密集型的倾斜，为韩国后续大力发展高附加值高科技产业打下基础，成功跃入发达国家行列。

韩国现今的对外贸易政策和结构

韩国与我国同属东亚区域，亚洲产业链在过去三十多年间快速发展，具备资源禀赋多样化、制造业层级梯度化、区域内贸易往来密切等特征。依托亚洲产业链，从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逐步转向出口导向，韩国迅速发展起以存储器及液晶面板为主的半导体中游产业，贸易总差额多数年份保持顺差。

韩国的贸易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的货物贸易额为9045亿美元，其中出口为5123亿美元，进口为3922亿美元，实现了1199亿美元的顺差。韩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是电子产品、汽车、机械设备、石油化工产品等，主要进口商品是石油、半导体、钢铁、纺织品等。韩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中国、美国、欧盟、日本等。2020年，韩国的服务贸易额为2178亿美元，其中出口为1017亿美元，进口为1161亿美元，实现了-144亿美元的逆差。韩国的主要服务出口项目是旅游、运输、建筑、专业技术等，主要服务进口项目是旅游、运输、知识产权使用费等。韩国的主要服务贸易伙伴是中国、美国、日本等。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韩国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型经济体，其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超过70%。韩国在货物贸易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和竞争力，但在服务贸易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韩国与中国、美国等大型经济体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但也面临着来自这些市场的竞争和压力。韩国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其贸易结构和布局，以适应全球贸易环境的变化和挑战。
与此同时，韩国在能源类产品（石油、天然气、煤炭）、工业原材料（如铁矿石）、半导体原材料（如高纯度氟化氢、光致抗蚀剂和氟聚酰亚胺等）具有严重依赖性，例如在半导体行业对日本形成高度依赖，是韩国经济的弱点之一。

受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日本对韩国的出口管制影响，一方面能源价格飙升，韩国进口 能源费用提高40%，仅对沙特阿拉伯一国就有36.8亿美元的逆差，进口能源总价值达到190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另一方面，铁矿石价格上涨和半导体材料出口制裁影响，韩国对日本、澳大利亚贸易同样形成逆差。2023年1月份韩国出现127亿美元的逆差，而过去十二个月贸易逆差累计已经超过470亿美元。

出口方面，在上游产业如芯片行业由于市场需求下降，供应过剩，各大韩国芯片企业利润大幅下降，而日本对韩国试试出口管制，涉及高纯度氟化氢、光致抗蚀剂和氟聚酰亚胺等半导体原材料进一步扩大韩国对日本的逆差，从2019年39.8亿美元扩大到2022年的75亿美元，说明韩国对日本技术产品的依赖进一步加深，面临严峻而迫切的产业升级需求。与此同时，面对诸如台湾等具有相同水平产业地区的竞争，韩国同样在不断失去贸易优势，而中国等其他国家的产业升级也是重要的竞争因素。在中韩贸易总额稳步上升的背景下，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从2013年最高点628亿美元缩小到2022年的13亿美元，2023年开头几个月甚至形成贸易逆差，诸多数据说明中国的工业升级在近年来较韩国而言拥有更快的步伐。

总结而言，韩国现今面临的贸易逆差无疑是对韩国经济的巨大挑战，这一困境这一困境与过去韩国在半导体、电池等高端制造业原材料上对日本和中国的依赖、能源和矿石等材料对澳大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依赖有密切关系。对中国而言，这样的状况说明了推行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辨析国际贸易政策和行业升级间的传导路径和作用机理，下文将进行理论构建。

韩国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

比较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指出，由于产品在各个国市场上的相对价格是不同的，只要两个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不一样，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就存在着贸易的可能性。该理论认为，各国应该专注于生产其相对优势的产品，然后用这些产品交换其他国家的产品，从而实现贸易的互惠性和效率性。例如，韩国在制造电子产品和汽车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可能在农产品或矿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通过贸易，韩国可以专注于生产自己擅长的商品或服务，同时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自己缺乏的商品或服务。韩国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注重培育自身在高端制造业和技术领域的比较优势，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品牌影响力，进而提升韩国的出口竞争力，成功实现从早期从进口替代战略到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变，并取得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显著成果。

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

垄断竞争模型

从内部规模经济的角度，垄断竞争模型解释了国际贸易是如何通过规模经济来影响各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福利的。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厂商面临的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壁垒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垄断厂商可以通过控制产量来提高价格，并获得正向利润。所以市场规模的大小就决定了垄断厂商的利润水平。垄断竞争贸易模型就是建立在贸易能够扩大市场规模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能够形成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厂商可以打破单一狭小的国内市场限制，扩大专业化生产规模，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产品销售市场，并从别国进口其它产品，以满足消费者需求。所以，这时即使两国在技术、要素等方面没有差异，规模经济仍为互利性的贸易提供了机会，同时，由于产品差异化，消费者可以享受更多样化的产品选择，从而提高消费者剩余。接下来以半导体行业为例，韩国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发展半导体行业，并在几十年内成功在半导体行业占有一席之地，韩国三星、SK集团从跟随者变成领导者，韩国半导体产业也从“无芯可用”到“芯片强国”完成逆袭，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形成世界范围半导体行业的垄断竞争，不通过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加强技术合作，建立技术壁垒，扩大应用范围，来巩固和提升其在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地位，进一步对上下游产业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赚取大量利润。例如，韩国的三星和LG等电子产品企业都面临着来自苹果、华为等其他企业的竞争，但它们也可以通过创新、品牌、服务等方式来吸引和留住消费者。

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指的是某些市场交易所产生的效果不仅影响交易双方，还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韩国政府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外部性理论的影响。以韩国半导体行业为例，早年间韩国积极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中国，增设子公司、新建生产线，促进了一大批诸如“富士康”的装配企业的发展。而这一政策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正外部性，促进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制造业实力逐年提升，而中国政府积极大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国际竞争力得到提升，国际竞争力得到提升，逐渐形成了自主研发和制造能力，促进了一大批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发展，诸如存储行业的长江存储、显示屏行业的京东方等。考虑到这一因素的转变，近年来韩国半导体行业又积极加大在泰国、越南、印度等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相继关闭中国国内的部分生产线、制造基地，转而在上述国家迁入智能手机、手机显示屏、电池以及其他电子零配件生产线，同时也在中国国内保留一些高端产品的生产。对中国这个迁出地而言，区域内电子信息产业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由于韩国企业撤资而导致的“腾笼换鸟”后转型升级难题；而对于迁入地而言，能从韩国企业的投资中受益，提升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水平，创造就业机会，但同时也会带来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负面外部性问题。

差异产品理论

差异产品理论指出，产品集团内的众多企业或同一产业所生产的有差别的产品。差异可分为垂直产品差异和水平产品差异。垂直产品差异是主要是指同一类产品在质量、档次、等级上的差异。水平产品差异是指同类产品在同一档次上的细节差异。产品的多样化和差异化有利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从而有助于提高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韩国在发展半导体产业、汽车行业时积极采取了产品多样化和差异化战略，扩大了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和份额。除此之外，韩国的化妆品和服装等文化产品在亚洲和欧美等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受欢迎程度和市场份额。

竞争优势理论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 , 认为国家竞争力的源泉应该是竞争。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家贸易优势来源于自然资源、劳动力、金融资本等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而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 , 波特则指出 , 要素丰富程度并不能决定国家竞争力 , 国家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支持性制度和经营环境 , 以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 , 从而提高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创新能力和协同效率 , 才能形成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竞争优势。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是由一组诸多因素决定的。

以2022年日韩贸易摩擦为例，韩国面对日本政府对其实施的出口管制，一方面迅速采取短期应对措施，例如：加强政府内部应急联动机制，与企业建立沟通渠道，协助企业解决困难；监测并共享受限制产品的市场信息，保障主要品类的存货量和新替代产品的进口量，稳定短期供求；向受损企业提供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援助，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制定长期发展战略，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挑战，例如：建立关键战略性产品清单，并加大对这些产品的研发投入和产能扩张；构建稳定的物流供应链，并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合作和竞争；建立尖端产业集群，并吸引海外企业参与研发和生产。通通过短期措施迅速缓解现有危机，利用长期战略持续提升国内产业竞争力，从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韩国国籍贸易政策的制定充分运用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比较优势理论、垄断竞争理论、外部性理论、差异产品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等。韩国政府根据现实实际需要，基于这些理论，制定了相应的国际贸易政策，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不断深入、创新进程日益加快、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扩张抬头的国际大背景下，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力图摆脱对诸如日本等国家的对外依赖型产业结构困境，谋求韩国产业的高度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推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探索实现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韩国作为亚洲重要发达国家，在电子、汽车、造船、钢铁等行业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根据世界银行2022年数据，韩国的人均GDP达到3.2万美元，位居世界第22位。其发展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作为后来者积极辨析、辨证学习，对我国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进做好高科技产业布局、加大对前沿科技攻关的支持力度等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中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转型的需要，正在奋力构建以国内市场为主体、国内国际市场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提高经济自主性和竞争力，为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创新带来重大机遇。韩国由于在半导体、汽车等高端制造业领域受到美欧日等竞争对手的挑战，以及在农产品、钢铁等传统制造业领域受到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导致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这对中国也是一个警示，说明我们必须深化产业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应对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倾向。面对机遇和挑战，我国也应着力推进在芯片、5G、人工智能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攻关突破，推动尽早解决在原材料、零部件、设备等方面依赖外部供应的“卡脖子”难题。为此，我们可从市场需求出发，采取龙头企业主导的方式，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科研院所。我们还应建设涵盖全产业链的重大协同创新平台，聚焦关键工艺技术，进行原材料、零部件及装备共性 技术开发和中试，形成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促进产业链升级配套、成果转化及知识 产权保护，培育具有规模竞争力的装备材料企业，提高国产化比例，保障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从而从根本上破除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制裁危机，破解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下的市场萎靡困境，从而为解决国内贫富分化、财富分配不均等尖锐的社会问题提供物质基础、生产力基础，向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不懈前进。

结语

韩国自1945年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经历了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从劳动密集到技术密集、从贫穷落后到步入发达国家的三个阶段的贸易政策演进，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和出口导向工业化等国际贸易理论的指导作用，也展示了韩国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和完善贸易制度的实践能力。如今的韩国，在半导体、汽车等高端制造业领域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和市场份额，在多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积极参与谈判和规则制定，在全球贸易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韩国也在不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创新，应对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倾向，以及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竞争力上的追赶。韩国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不断有机发展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有利指导，也离不开其根据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制定并执行适合自己的贸易政策。对处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韩国既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是一个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对象。中国应该在坚持开放战略、推进产业升级、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等方面，借鉴韩国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要注意避免韩国在贸易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如过度依赖外部市场、产业结构单一化、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