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罗斯·特里尔出生于澳大利亚,后加入美国国籍,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他目前的官方身份是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公共政策学者。实际上,他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也是基辛格、费正清的学生。他的《毛泽东传》是西方数百种毛泽东传中最受推崇、最畅销的作品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同其他描写毛主席的书籍、文件不同，罗斯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由于作者西方人的身份，更多着眼于以往少注意到的毛主席生活性的一面，由此给读者带来了不同于往日刻板印象的更立体鲜活的毛主席，更是脱离中国人思维方式描述的、更客观的毛主席，非神化而是还原人性化的毛主席。透过本书对毛主席一生的多维度展现，我们也能从中看到中国近代史纷纭复杂的一面，以此为契机，加深自己对中国近代史认识的辩证性。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对大众而言，对毛主席的少年时代的印象，最常见的来源莫过于毛泽东于1910年创作的七言绝句《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此诗写于辛亥革命前夜，少年毛泽东目睹国力衰败、民不聊生的惨况，忧国忧民，壮怀激烈，欲走出家乡去实现更大的理想。起首两句直抒胸臆，叙述出作者心中立志走出家乡，不创造一番事业不还乡的抱负与志向。
在本书中，作者使用双线叙述——着眼于毛泽东和毛顺生（毛泽东的父亲）的关系变化，由此反应出年少时期毛泽东鲜明的性格特征，从对父亲的顺从到渐起反抗、爆发冲突，加以对对毛泽东爱读水浒传、韶山地理环境、爱吃辣椒的饮食习惯等的细节描写，都预示着毛泽东未来将对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局、对三座大山展开不懈的斗争，暗示着毛泽东刚毅果断、吃苦耐劳、不畏强权、勇敢无畏的性格。原文中如是说：

像多数湖南人一样，毛顺生喜欢把这种手榴弹一样的辣椒丢进他的饭菜中，使其像火一样辛辣。所以，毛泽东就此从这座房子开始了他喜爱辣味食品的一生。[1]

韶山不在湖南的高山区，而是在丘冈山麓之上。毛泽东继承了某些边远山区人的秉性：粗犷、造反精神、罗宾汉式的浪漫。他也吸纳了湖南平原人的某些传统：热爱读书、很好的组织意识、关心公众事务。如果说湖南人融合了山地人的品质和城里人平和安详的天性，那么毛泽东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湖南的儿子成长起来的。[1]

他不喜欢孔子教人尊崇权威，对于私塾先生和父亲这两个约束他的人，他的敌意越来越大。两个人都动手打泽东，这令他愤怒。虽然他还没有明确的认识，但他心中已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在成为一个造反者之前，他就我行我素。在成为一个革命者之前，他就是个思想有激情的孩子。[1]

本书即在人们的刻板印象和书内描写的极度个性的巨大的反差感中开篇。作为传记类书籍，尤其是西方作者，自然拥有与我们往常不同的视角。国外学者撰写传记，由于受到的拘束较少、思维方式不同于中国专家等原因，这些国外学者撰写的传记中的有些观点更为独特，写法也更为灵活。另外，在对一些“敏感”问题的叙述上，国外学者接受到的信息也更为全面、广泛，叙述视角更为新颖，内容更为丰富。比如，在本书后文中，作者对延安整风运动、高(岗)饶(漱石)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就颇有见的。当然，这些观点是否正确，值得商榷。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学者写领袖人物传记，往往在权力斗争的问题上着墨浓厚，这是一个很大的局限性。但较“官修”领袖人物传记而言，西方学者提及的观点，还是为读者全面了解领袖人物的一生，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开启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写法上，这本传记，并非孤立地写传主的政治生涯，而是将传主放在所处的世界局势和中国社会的背景下，分析其奋斗过程及外界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其间还兼顾了其他领域并穿插了传主的生活，写法和语言上非常生动活泼。[2]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与人们往常毛主席晚年和蔼可亲的印象不同，本书自少年时期起就着重表现了一个与他人、各类事物交恶的毛泽东，交恶的对象可以是他的父亲、青年时期的各类厌恶的课程。

同样在青年时期时期，作者还展现了一个极具个人特色的毛泽东：他会面对写生课考试答卷画上一横和一个圆美其名曰“半壁见海日”、他会重视磨练意志，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体格锻炼”，如一天只吃一顿饭、长时间晒太阳（他认为太阳会给他带来力量）、逆着风大声朗诵唐诗，他会冒着暴雨从岳麓山顶跑下山，因想要体验《尚书》所言“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如此也解答了一个大家心中的疑问：在成为大家熟知的毛主席之前，年轻的毛泽东是否也和同年龄的我们有着相似的地方呢？

答案是肯定的。青年的毛泽东有着青年人的满腔热血，在当时的时局下转化为的便是对时局困境的出路的探寻。毛泽东来自偏远的小地方韶山。在长沙初步见识世面的他对一切新事物充满了渴望。彼时选择退伍继续学业的他，对各种知识和世界局势极度痴迷。毛泽东未来还将继续见识更广阔的天地，接触更新鲜的理论。毋庸置疑少年时期他对知识的热爱，是未来他得以抓住各类机遇、选择人生道路的重要原因。书中如是说：

他长时间地盯着图书馆墙上的一幅《世界堪舆大地图》。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地图，上面画出了中国，但只是遍布世界的几十个国家中的一个，而不是只有中央帝国并仅仅是礼貌性地加上周边模糊的非中国边缘地带。他对萧三开玩笑地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他“像牛闯进了菜园子”。[1]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所言：“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之第一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3]青年的毛泽东也如玛志尼展开了尝试。他联系中国历史，向大家解读报上世界局势风云变幻；他向《新青年》发出投稿《体育之研究》试图解决“国力絍弱，武风不振”的局面；他带领学友会，组织反对日本“二十一条”和其他列强欺侮中国的抗议活动；组织夜校向长沙工人传递知识；刊登“嘤鸣求友”告示寻求同志；创建“新民学会”点燃湖南第一盏红色的信号灯……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最具盛名的特点：组织能力得到了初步展现出。毛泽东认为：组织者的天才就在于，他能够把各种人的长处结合起来。他不应暴露别人的弱点，或者反复指责别人的弱点，而应当鼓励把所有积极的因素联合起来一。这一点正如一九二五年他在他的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篇所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时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4]毫无疑问这一论断，正来源于毛泽东自青年起不断进行的社会实践。而这也是养成了他的朴素辨证思维的理论实践来源。

固然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也有着青年常有的迷茫。对于他而言，这样的迷茫体现在他脑中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理论和实践的碰撞、中国与外国的碰撞、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碰撞。自幼接触传统教育的毛泽东成长到青年时期，在湖南省会长沙、在北京接触到了与韶山不同的“大世界”及“现代生活”，接触到世界上各种新鲜的知识和理论，也见证着不同流派思想的激烈碰撞闪烁的耀眼光芒。

如果说在长沙的毛泽东，得以与杨昌济等伯乐的赏识和自己的厚积薄发，处于自己人生初期的一个小高峰，到了北京的毛泽东就如他自己所说：“很多大学生在中小学的小池塘里是大鱼，但到了大学，感到又成了小鱼[1]”在中国的大舞台中心北京，毛泽东则遭遇了人生的一段挫折时光。此时毛泽东的思想正处于“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毛泽东如是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5]”

作者对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境遇进行了大肆渲染，给予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过程，由此折射出毛泽东的个人经历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脉络链接。在长沙初展身手的毛泽东在北京受到的挫折，犹如沉醉于康乾盛世的清王朝见识到工业革命后的西方世界产生的极大反差和落差，然而与那个逝去的封建王朝不同，毛泽东选择更新那颗儒家思想和朴素思维的脑子，不盲从出国留洋的风潮，也不沉迷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又不止步当时存在于马克思、列宁之处的马克思主义，更不完全抛弃当时被众人骂得体无完肤的孔孟之道，在时代大潮中，走向真正适合他的道路。如此用意，不难看出作者对于中国革命历程的深刻见解：中国革命得以成功，关键在于中国选择的道路是一条真正属于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的大道上铺就，但是这条大道与它远在欧洲的模样不同，其根本是为了让路上走的中国人用他们熟悉的方式走向更遥远璀璨的未来。

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时间推移至国共合作时期。经历了在北京短暂的低沉，回到长沙的毛泽东如鱼得水，如同马克思主义和农民运动的在华夏大地的燎原之势。面对帝国主义日益嚣张的气焰和劳苦大众的艰辛度日，毛泽东再一次挺身而出为着他热爱的人民勇敢奋斗。

作者对此段时间重点写出毛泽东为统一战线四处奔走做出的努力和付出的代价。统一战线的工作的背后，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意识形态之争，是代表阶级利益之争，因而出于民众安危的毛泽东不得不处于这场风暴中央。得益于作者的身份，他能更尖锐写出共产党左右派系斗争的发展变化：在这一时期，体现于对统一战线的意见态度斗争，在未来会体现于延安整风运动、高(岗)饶(漱石)事件等诸多斗争。作者认为在这场风暴中心两头都不讨好的毛泽东再次受到冲击，由此导致了他身体健康问题的第一次出现，同样导致了他在党内地位的下降以及受到众人的排挤。

诚然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同样身处长沙的毛泽东做到了和贾谊不同的努力。毛泽东更加倾向于农民和大众了。原文如是说：“突然之间，革命不仅仅是激进派会议记录上的一个词语了”。君子见机，抓住革命的关键力量的毛泽东从人生失意中走了出来。1925年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长沙》，作为他对过往时日的总结和对未来的展望：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作者在此处点出，这首词更代表着青年毛泽东的蜕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却越来越像“农民的儿子”了，与之对应的“地主的儿子”确实此后作者抛出的一个令国内读者瞠目的关键人物——周恩来。如同上文所言，本书中所塑造的毛泽东并非是一个与身边人亲密无间的人：他与自己的父亲交恶、他把家族大部分人送上冒生命危险的革命工作的道路、他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激烈的对立斗争、甚至于朱德也会发生众多矛盾冲突……与周恩来亦不例外。作者同样大胆提出见解：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的盲目导致了中共的风雨飘摇。

从书外角度而言，作者这些倾向除了提供更立体的视角，其核心应当是在于想要指出人物冲突的背后的真正核心冲突。周恩来和此后的瞿秋白、共产国际、张国焘等人扮演的角色远不止他们自己，而是其背后所代表的观点、意识的激烈碰撞。罗斯特里尔选择把毛泽东回归人性本身，在他的笔下我们能看到面对不可能的起义前景，毛泽东同样会经历失败；面对军阀的围追逮捕，他甚至会选择贿赂守卫以求自身安全。在我们看到与正史不同的人性化的毛泽东后，也就更加能理解他今后所走上的属于中国特色的道路。

独到的一点是，正如斯大林对毛泽东“红皮白心”的评价，作者在书中尖锐地提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这些所谓正派的不同。书中不止一次出现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原文的不迷信盲从，一方面体现于对李德博古等人的盲目指挥的猛烈抨击，另一方面体现于他结合中国特色做出的“独特行为”，例如尖锐指出党中央彼时对井冈山模式的抨击乃至于将其比喻做《水浒传》中的草莽行为。作者对毛泽东的认识，的确是辩证性的。在原文中他如此归结道：

在战役之间，毛泽东是自己国家广阔地域的探险者。他见到了他20年前读到过的寺庙和大山。之前，他曾经离开中国南方到北京去，但他在那里没有感受到自由精神。现在的旅行他可以自己做主；他把山河当作锤炼他新的革命风格的熔炉，当作他的生身之地。毛泽东在1935年最真实的形象是放眼远眺的诗人；是以农民的精明和将军的远见研读地图的战略家；是一位领袖，他远离家人或朋友，和他的热切而年轻的警卫员像哲学家那样交谈，或花15分钟教他的秘书几个生字。他在大多数的伟大时刻都是独自一人，但也像山脉一样是公众的。在他充当中国的摩西的一年中，他与土地神交，似乎不需要妻子、朋友或顾问作为中介。

而引用毛泽东自己的《念奴娇·昆仑》，则是作为对于长征之路的最终收获的精妙概括：“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利刃出鞘，刺破青天锷未残。长征的经历只会坚定毛泽东走出中国自己道路的决心，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绝不会因为五岭逶迤、乌蒙磅礴止步不前。

峣峣者易折

对于延安时期开始的毛泽东，书中对他开始以“圣人”称呼——一位以西方角度的圣人标准的领导人，体现于他的威望、地位的不断提升和巩固，性情、内心的难以捉摸而同时又带有种种小毛病、小缺陷。“既是政治领袖又是导师”、“既是知识分子又是战士”，这既是毛泽东的优点，又是作者认为未来某些冲突、矛盾的源头。个人崇拜的泛化导致了毛泽东神化的加速，同样导致过去那个完全人性的毛泽东开始消失，转向了功能性的领导象征。延安整风在作者看来，是左派知识分子对这一神化的形象的挑战，同时也是教条主义者对实践主义者的挑战。原文如是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毛泽东继续说道，“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毛泽东甚至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实用主义道路上走得更远：“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毛泽东主义就是把来自马克思激进主义的德国哲学加以修剪，然后把它插在中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土壤里。[1]

“具体而非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是作者对于毛泽东思想的一大观点。个人崇拜是随着斗争的深化而强化，书中无处不在强调毛泽东和他人激烈的斗争：在抗日时期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对抗，在国共内战时期是和国民党的对抗，在新中国初期是和苏联修正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对抗……。

跳脱书外而言，从辩证的角度出发，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泛的审视问题的角度。

对于个人崇拜而言，必须要注意到中国的个人崇拜与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式的个人崇拜不同，其本质仍然是集体主义的。西方基督教等多种宗教信奉原罪的存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亦主张性本恶，这一点与孔子、孟子对于性本善的主张是截然相反的。

信奉性本善的儒家因此从自身出发，以德立言，慎思笃行，臻于至善。这造就了中华民族对集体主义的推崇，出以公心，和衷共济。不论是大禹治水、屈原投江、岳飞抗金，我们的个人崇拜实质上是对中华群体内有如此优良品性的一群人的崇拜，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追求。大禹治水的实质是大禹、后稷、皋陶们劳身焦思、风餐露宿方得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岳飞抗金的背后是有着一群“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英勇将士的奋力拼搏而非“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个人史诗。而信奉性本恶原罪论的基督教因此从外界出发，寻求神祇的拯救。不论是普罗米修斯偷窃天火、诺亚方舟拯救生灵、西西弗斯的终生惩罚……无一不体现出西方人对英雄的个人崇拜本质上仍然是对神祇的全能全知的膜拜。

如此的文化差异导致了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实质上是对“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样无数前仆后继的仁人志士的衷心尊敬和热情歌颂。毛泽东自己则看的很清楚，他说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接受了一个回归人性的毛泽东，便更能理解《毛泽东传》所带给我们的启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本次阅读《毛泽东传》，获益匪浅。

参考文献
[1]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
[2] 半月谈网,伟大如何铸就？——读《毛泽东传》、《周恩来传》、《邓小平传》, 2019-09-25
[3]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5]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6] 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